最近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这是一份全方位给新就业群体权益兜底、思想引导、配套服务与职业成长工作的政策。这份政策不只是专项群体服务管理优化举措，更是针对性化解平台经济进阶发展后，灵活用工模式与传统公共保障体系适配失衡的核心矛盾。
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高达8400万人，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五分之一；广义上的灵活就业人员更是突破了2.4亿。他们是数字时代维持城市运转的“毛细血管”。平台经济确实让就业变灵活了，另一面的现实是：打工人的工作跟着手机、订单和平台全国跑，但传统的社保、就医、培训等公共服务，却还固定在劳动关系、属地户籍及实体单位，无法随人员灵活流转适配衔接。
《意见》的核心价值不止于保障新就业群体切身权益，更推动平台经济治理提质升级，重构公共服务供给逻辑。重构一套“随身携带”的公共服务网络，用一套务实的中国方案，去规避西方“平台资本主义”的发展困境，提前为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打好社会治理的地基。
要理解这一政策背景，需要把平台经济放在更宽的社会分配结构中观察。皮凯蒂在《21世纪资本论》里指出：资本赚钱的速度，长期来看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和打工人工资的增速；这将持续拉大劳资财富分配差距、引发社会失衡。放到当下数字场景中，资本不只掌控金融资产，还把持核心数据、全域算法、流量端口及行业规则。劳资收入分化以隐蔽化、技术化的全新形态持续加剧。这正是“平台资本主义”在许多国家引发争议的根源。
AI时代的到来让“算法用工”的隐形风险急剧飙升，AI深度嵌入派单、风控、绩效考评后，务工决策更难溯源、争议更难申诉、风险更难预判。《意见》的出台，正是对这种风险分配结构进行矫正。
国际上，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探索“权益跟着人走”的制度安排。法国“个人活动账户”（Compte Personnel d’Activité，CPA）把培训、职业支持等权利同个人职业生涯绑定，不再以“雇员”身份为福利发放的前置条件，而是以“劳动者”个人的生命周期为基座，将劳动者的培训积分、职业伤害积累、社会保障等权益打包成一个“数字背包”，实现福利的跨界、跨平台便利携带。而新加坡《平台工作者法案》自2025年1月1日起为平台工作者提供新的保护，覆盖工伤补偿、公积金缴纳和代表权等内容。
中国不需要简单照搬法国CPA或新加坡模式。我国的优势在于已经形成较强的数字政务能力、社保经办体系、医保结算网络、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基层治理体系。下一步可能探索的，是建设面向新就业群体的个人公共服务账户。如《意见》中特别指出，“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”“逐步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”。意味着新就业群体不必在户籍地、工作地、平台所在地之间反复切换身份，也不必因为职业形态不稳定而被公共服务排除在外。未来，如果能够依托数字化公共服务账户，把劳动者在不同平台、不同地区、不同职业阶段形成的权益记录下来、接续起来、使用起来，中国将形成一种不同于西方福利资本主义、也不同于平台资本主义放任模式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。
千万别觉得这一切只关乎外卖骑手或网约车司机。随着大模型、智能体、具身机器人、自动驾驶、智能客服、AIGC内容生产的狂飙突进，劳动的组织方式正在剧烈变化。今天被重塑的是体力劳动，明天面临变革的可能就是文案、翻译、设计、客服、程序员等知识工作者。未来，越来越多劳动者可能不再拥有单一职业身份，而是在就业、自由职业、平台劳动、项目制工作之间频繁切换。劳动市场的流动性会进一步增强，职业生涯将变得极其碎片化和非线性。
《意见》的出台不只是一次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政策升级，而是平台经济治理从“规范平台”走向“保护人”的重要转向。成熟的智能商业文明，不能只有算法效率、资本回报和消费便利，也必须有能够托住数亿劳动者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。中国式平台经济治理的深层意义，正在于把公平重新纳入效率，把技术重新嵌入社会，把高度流动的劳动者重新纳入稳定可及的公共服务网络。
今天，我们讨论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快递员的保障和权益问题，实际上也是在讨论未来每一个劳动者如何面对频繁流动、高度智能、充满不确定性的劳动社会。新就业群体是平台经济最前端的劳动者，也是未来劳动形态变化最早的承压者。为他们织密一张“随人走”的防护网，就是为整个社会提前建设一套能够承接技术变革、缓冲风险冲击、促进共同富裕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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